伏睹本院与崇文院检讨官详定，以宣祖配感生帝。窃寻宣祖非受命开统，因循配祀，义或未安。臣以谓三代两汉之际，经礼虽著而事远难法，请以唐典明之。高祖武德初定令，每岁圜丘、方丘、雩祀，并以景帝配；祈谷、大享，并以元帝配。太宗初，奉高祖配圜丘、明堂、北郊之祀，元帝专配感生帝。高宗永徽二年，祀高祖于圜丘，太宗于明堂，兼感生帝作主。又以景帝、元帝称祖，万代不迁，乃停配祀，以符古义。臣以为景帝厥初受封，为唐始祖，推于事实，盖与宣祖不侔。恭惟宣祖于唐，是为元帝之比。唐有天下裁越三世，而景、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。且有宋受命创业，既自太祖，垂宪缵绪，于兹四圣，而宣祖配侑，因而未停，恐非往典之意。请依永徽故事，停宣祖配享。仍用唐太宗故事，宗祀真宗于明堂，兼感生帝作主。若据郑康成说，则曰五帝迭王，王者因所感别祭，遵之于南郊，以祖配之，今若不用武德、永徽故事，则请以太祖兼配，正符郑说。论者以为宣祖配坐，亦周配祖之义，窃又惑焉。详郑之意，非受命始封之祖，不应配，故引周后稷配灵威仰之义为證。惟太祖始造基业，亲受符命，配侑感生帝，据理甚明。如恐太祖既配祈谷，与感生帝祠日相妨，则当以太宗配祈谷，太祖配雩祀，亦不失尊严之者。臣以为宣庙非为不迁，而迭用配帝，于古为疑。礼：「祖有功，宗有德」。但非受命之祖，亲尽必毁，况配享乎！

祭法，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顼而宗尧。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，祖颛顼而宗禹。商人禘喾而郊冥，祖契而宗汤。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郑氏曰：「禘、郊、祖、宗谓祭昊天于圆丘曰禘，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，祖宗通言耳。虞氏以上尚德，禘、郊、祖、宗配用有德者。自夏以下，稍用其姓代先后之次。郊祭一帝，而明堂祭五帝。小德配寡，大德配众，礼之杀也」。诸儒据郑此说，由是推而广之，以明文武有俱配之义。臣按《孝经》曰：「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」。然则孔子著经以美周公者，则自周以上，未有能以父之尊而进配上帝者也，惟周公能之。则自商及虞，安得祖而宗之之说耶？《礼记》多出秦汉诸儒之家，郑即据而为解，以违孔经，以未之思耳。崔灵恩曰：「五帝皆坐明堂中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。五神坐廷中，以武王配之」。或非之曰：「不然，五官之神，生为上公，死为贵神。其生也，帝王之飨，皆预升堂。今为贵神，独坐于下，屈武王之尊，下坐同之，义为不允。当谓合祭五帝明堂，惟有一祭，五帝及神俱坐堂上，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欤！以文王配祭五帝，则谓之祖，以武王配祭五神，则谓之宗。二王同时并配，故《祭法》所谓祖文王宗武王也。祖，始也；宗，尊也。名祭为尊且始者，明一祭之中有二义焉。以始而言，为合祭五帝于大雩之时，为百谷祈岁功，始求之义也。以尊而言，季秋之月，得其成功，尊而祀之，以报其德。明二主配祭，既有此义，故分为二名。郑康成所谓祖宗通言者，谓称祖不得无尊严之心，言尊不得无始求之理。而《孝经》及《诗》但云祀文王于明堂，不云武王者，祖宗之祭其体同，故举一足以明，不待两见。云宗祀文王于明堂，文王当言祖，而云宗者，亦通武王之义。汉武帝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，以高皇帝对之。至明帝，乃以光武配五帝，在青帝之南少退，西面。自是历章、安而下，不敢辄易。齐明帝有事明堂，有请以武帝配，谢昙济曰：「按法，禘郊祖宗，并列严祠，郑氏注义，亦据兼飨。宜祖宗两配，文武双祀」。左仆射王晏曰：「若用郑说，祖宗通言，则生有功德，没垂尊称，历代配帝，何止于二！今盛荐上帝，允属武考，百代不改，其文庙乎」？诏可。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，高宗又奉太宗配祀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太尉长孙无忌建言：「永徽二年七月诏书，奉太宗以遵严配。时高祖当迁，礼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。虽同在明堂，不得对越天帝，非明诏奉亲之意。谨按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，伏寻诏意，义在于此。又寻汉魏晋宋历代之礼，无父子同配之义。惟《祭法》称『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』。郑康成谓祖宗者，通言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。寻郑之意，乃以祖宗合为一祭。又以文、武共在明堂，连衽配祀，良为巨谬。故王肃曰：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宗自是不毁之名，非谓配食者也』。审如郑义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，不得言宗祀也。又曰武王配勾芒之类，是谓五神位在堂下，天子降位，失君叙矣。故《春秋传》禘、郊、祖、宗、报五者，国之典祀也，知各一事，非祖宗合祀于明堂矣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，事乃不经，不足为法。武德时，以元帝配于明堂，兼配感帝。至贞观初，缘情革礼，奉高祖配明堂，延世祖专配感帝，有递迁之典。高祖请配昊天上帝，太宗请配明堂五帝」。从之。垂拱元年，有司议严配之禋。孔元义曰：「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明配之尊大者，昊天是也。请奉太宗、高宗配昊天上帝于圆丘，高祖配感帝于南郊。昔宗祀文王于明堂，文王当云祖，而云宗者，通武王之义。请太宗、高宗配祭于明堂」。沈伯仪曰：「有虞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顼而宗尧；夏后亦禘黄帝而郊鲧，祖颛顼而宗禹；商人禘喾而郊冥，祖契而宗汤；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伏寻严配之文，于此最备。得礼之序，莫善于周。禘喾郊稷，不闻于二主；明堂宗祀，周兼于两配。以文王、武王，父子殊别，文王为父，上主五帝，武王对父，下配五神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不言严武王以配天，则武王虽在明堂，理未齐于配祭。既称宗祀，义独主于尊严。虽同两祭，终为一主。故《孝经纬》曰『后稷为天地主，文王为五帝宗』也。必若一神而两祭为是，则五祭十祠，荐献频繁，实亏于数。此则神无二主之道，礼崇一配之义。窃寻贞观、永徽，共尊专配；显庆之后，始创兼尊。必以顺古，宜从周法。高祖请配圆丘方泽，太宗请配南北郊，高宗配五天帝」。凤阁舍人元万顷等议：「按见行礼，昊天上帝等祠五所，咸奉高祖，太宗兼配。今议者引《祭法》、《周颂》、《孝经》之文，虽近古之词，殊失圣旨。伏据见行礼，高祖、太宗今既配五祠，当仍旧无改；高宗功烈无差，岂祠配有别，请亦配五祠」。于是郊丘诸礼以三帝同配。明皇帝开元十一年罢之。国朝太祖受命，以宣祖配享明堂。太宗始奉太祖配，俄又以宣祖配焉。真宗复奉太祖。圣上嗣位，奉真宗配天，以正《孝经》严父之义。臣按郑氏以文、武二王皆配明堂，其言非是。据《孝经》止言严父配天，周公其人也。今以周公言之，则武王非父；以成王言之，则文王为祖。二理较然，不待议而判矣。齐、唐以数帝皆配，于经义宁不戾耶！

客问曰：「朝廷设酺宴之令，享天下高年。质于古经，何礼之处」？答曰：「先儒颜籀有言：酺之为言布也，王德布于天下，而合聚饮食以为酺。然予之所闻，似异于是。酺为神名，音如步读。本于民里，因祀而合饮耳。《周官·大司徒·族师》：「春秋祭酺」。先郑说：「酺者，为人物灾害之神」。后郑谓「族师无饮酒之礼，因祭酺，与其民以长幼相献酬焉」。盖古之为民者，防遏争端，酒禁最重，惟祭祀乡饮得以行礼，细民之室，不得常御。《书》曰「无彝酒」，此之谓乎！汉承秦法，于周差近，流风遗书，颇有存者。故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，罚金四两。是则醴醪糜谷，废于私室之问遗；饮食合醵，系乎君上之横赐。西京文、景、武、宣之代，时有酺赐，本之归于祭酺之礼，因馀福而弛酒禁也。故武帝太初二年，令天下酺五日，膢五日。且貙、膢亦祭名也。汉帝以立秋豺祭兽，因以出猎。是则祭酺而后民饮酒，祭貙而后民搏兽。一切之制，于义自均。今许膢为祭，而废酺为神，破一体，兴二说，近乎攻异端者矣。三郑之诂《周官》，多视汉法。其言酺也，乃云有螟蝗之酺，人鬼之酺。夫三郑目见汉之有酺祭，因令民之会聚酒食也。故于《族师》之诂，意悉事详。茍无其端，不咨臆测」。客曰：「然则今之酺令，或未思其本耶」？予曰：「否。酒禁行于古，故汉之酺也，民财自出，得以达夫家。酤搉施于今，故我之酺也，君泽所颁，专用宠耆耋。礼与世变，名随事易，损益之常也，何必执古礼而处之哉」！

先儒之所以解经者，盖欲导前圣之渊源，启后学之钤键，援古有据，垂世不惑者也。祭祀之仪，国之大典，今之礼经，以郑注为正，而康成释禘祭之文，前后驳杂。《大传》曰：「礼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」。郑云：「谓祭感生帝于南郊也」。《祭法》曰：「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顼而宗尧」。郑云：「谓，谓祭昊天于圜丘也。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，皆谓祭祀以配食也」。观郑所释，似有未悟，尝试论之：夫禘者，宗庙大祭之名也，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」，谓虞氏之祖，出自黄帝，不立庙祧，故五年盛祭则及之。夏亦禘黄帝，商周禘喾，盖姓氏所出，是为远祖也。诸侯之禘，则降于王者，止祭始封之君，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，故曰「诸侯及其太祖」是也。而郑谓太微五帝递王，而王者之兴，必感其一，因其所感，别祭以尊之，故以感生之帝祭于圜丘，而祀上帝于南郊，唯据纬书以释经义。太微亦为星象，昊天亦谓北辰，苍穹之号，遂有六天、郊丘之名，分为二祀，斯皆舛谬，深用轸惜，何则？郊与圜丘，俱是祭天之所，王肃所谓犹王城之内，与京师异名而同处也，岂可郊丘分为二祀，祖宗合为一祭乎？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，其祀必尊，当为圜丘，皆罔研经意，肆其臆说耳。又以祖宗、五帝、五神于明堂，小德配寡，大德配众，郑之此说，殊为失旨，误取《孝经》宗祀之名，以解祖宗之义，乃以二主泛配五帝。若谓太微五帝耶，则郑说太微与昊天上帝为六天矣，天尚无二，安得有六？按《天官书》，太微宫有五帝者，自是五精之神，不在穹苍之例。若以为太昊、炎帝之属耶，则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。《周礼》曰：「王将旅上帝，张毡案，设皇邸；祀五帝，张大次」。由此言之，上帝之与五帝，自有差殊，岂可混而为一乎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盖若周人尊文武之功，不毁其庙，非谓配食明堂者也。郑引《孝经》而反违其旨，惜哉！汉承秦灭学之后，遂使儒者进无经据，康成最为明礼，而于禘郊之义，不能尽之，故其释《祭法》即云「祀感帝」，解《大传》即云「祭昊天」，笺《周颂》又云「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」，注《左传》称郊配灵威仰，笺《商颂》又称郊为祭天。首尾纷拿，自相矛楯，孰为辨之哉？

《诗》备六义之旨。

六义次序，孔氏得之。但六字之旨极为明白，只因郑氏不晓《周礼》《籥章》之文，妄以《七月》一诗分为三体，故诸儒多从其说，牵合附会，紊乱颠错，费尽安排，只符合得郑氏曲解《周礼》一章，而于《诗》之文义意旨了无所益。故鄙意不敢从之，只且白直依文解义。既免得纷纭，枉费心力，而六义又都有用处，不为虚设。盖使读《诗》者知是此义，便作此义，推求极为省力。今人说《诗》空有无限道理，而无一点意味，只为不晓此意耳。《周礼》以六诗教国子，亦是使之明此义例，推求《诗》意，庶乎易晓。若如今说，即是未通经时无所助于发明，既通经后徒然增此赘说。教国子者，何必以是为先？而《诗》之为义，又岂止于六而已耶？《籥章》之《豳雅》、《豳颂》，恐《大田》、《良耜》诸篇当之。不然，即是别有此诗而亡之，如王氏说。又不然，即是以此《七月》一篇吹成三调，词同而音异耳。若如郑说，即两章为《豳风》，犹或可成音节。至于四章半为《豳雅》，三章半为《豳颂》，不知成何曲拍耶？

《关雎》疑周公所作。

凡言「风」者，皆民间歌谣，采诗者得之，而圣人因以为乐，以见风化流行，沦肌浃髓而发于声气者如此。其谓之《风》，正以其自然而然，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。如《关雎》之诗，正是当时之人被文王、太姒德化之深，心胆肺肠一时换了，自然不觉形于歌咏如此。故当作乐之时，列为篇首，以见一时之盛，为万世之法，尤是感人妙处。若云周公所作，即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无一篇是出于民言，只与后世差官撰乐章相似，都无些子自然发见活底意思，亦何以致移风易俗之效耶？

《卷耳》诗疑文王征伐四方、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。

《卷耳》诗恐是文王征伐四方、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。首章来喻得之，后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，欲登高望远而往从之，则仆马皆病而不得往，故欲酌酒以自解其忧伤耳。大意与《草虫》等篇相似。又《四愁诗》云：「我所思兮在太山，欲往从之梁父艰」，亦暗合此章耳。

《樛木》序文。

有嫉妒之心，则必无逮下之思矣。此序却未有害也。

《螽斯》序文。

《螽斯》不妒忌，未有以察之。小序又非的确可信之书，诗中亦无不妒忌之意，但见其众多和集之状，如人之不妒忌耳。

《桃夭》诗曰华，曰叶，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无所不及，言室家、家室、家人，亦其德之所及以至无所不及也。一则生意浸大，一则德意浸广，宛转取譬，此言意之所以无穷也。

《桃夭》序文首句恐已涉附会矣，他说得之。

《羔羊》之序与《桃夭》相似，《二南》篇中类多如此委蛇。如毛氏说，即于「正直」二字意尤亲切。然小序本未必能尽《诗》意，即郑、张二说，意亦自佳，更须审择取舍。或兼存而自为一义不妨，不可彊合为一说也。

「振振君子」，即是家室思念君子。不著其恶而著其善，盖居者念行者，事之常也。

《殷其雷》本无著其恶之意，不必为此说。但如《死麇》之「吉士」，《日月》之「德音」，则须说破耳。

《摽有梅》上二句盖言男女之念，人皆有之，而若是者，皆女子之发乎情而不能以自达者也。下两句盖言必待媒妁之言、婚礼之备而后可行，亦止乎礼义之谓也。此诗即人情之近以感切当时之为人父母者，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时而已。或曰是皆当时女子自赋之辞，则不足以为《风》之正经矣。

发乎情，止乎礼义之说甚善，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。或是女子自作，亦不害。盖里巷之诗但如此，已为不失正矣。

《小星》兼取程说，甚善。

「江沱」之序恐未安。又始则不能无悔，至不我与则随其所遇而安，终不我过则处之已熟，知其无可奈何，无复忧虑。「啸」如渊明之「舒啸」。

小序固不足信，然谓江沱之间，则未有以见其不然。盖或因其所见山川以起兴也。「其后也悔」，「其后也处」两句，若如今说，以为媵之自言，则「后」字不通。而三章「其」字皆指物之称，亦非所以自命也。《集传》「啸」字之义，向来伯恭深以为然。《野有死麇》，言彊暴者欲以不备之礼为侵凌之具者，得之。《驺虞》驱发之说，近亦疑之。《楚词》云：「君王亲发兮惮青兕」，此为发矢之义明矣。然旧说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，中则杀一而已，恐文势不顺。疑此亦为禽兽之多，见蒐田以时，不妄杀伐。至于当杀而杀，则所谓取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固不病其杀之多也。盖养之者仁也，杀之者义也，自不相妨，不必曲为之说。兼文势如此乃顺，如杜诗「一箭正坠双飞翼」之比。若如所解，即当先言「五豝」而后言「一发」，乃可通耳。

疑《何彼秾矣》。

《何彼秾矣》此诗义疑，故两存之。东迁之初，王室犹未甚卑也，王命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。如微子、毕公之类。文侯当时既有大功，称字或是礼秩当然，未可便为王室衰弱之證。

复，男子称名。然诸侯薨复曰「皋某甫复」，恐「某甫」字为可疑。又周人命字，二十弱冠皆以「甫」字之，五十以后，乃以伯、仲、叔、季为别。今以诸侯之薨复云「甫」者，乃生时少者之美称，而非所宜也。

此等所记异词，不可深考。或是诸侯尊，故称字，大夫以下皆称名也。但五十乃加伯仲，是孔颖达说。据《仪礼》贾公彦疏，乃是少时便称伯某甫，至五十乃去某甫而专称伯仲，此说为是。如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，而曰几丈之类。

铭旌。

古者旌既有等，故铭亦有等。今既无旌，则如温公之制，亦适时宜，不必以为疑也。

重。

《三礼图》有画象可考，然且如温公之说，亦自合时之宜，不必过泥古礼也。

古者男子殊衣裳，妇人不殊裳。今以古人连属之衰加于妇人，殊裳之制加于男子，则世俗未之尝见，皆以为迂且怪，而不以为礼也。

若考得古制分明，改之固善。若以为难，即且从俗，亦无甚害。

大带申束衣，革带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。丧服无所佩，既有要绖，而绞带复何用焉？

绞带正象革带，但无佩耳，不必疑于用也（革带是正带以束衣者，不专为佩而设。大带乃申束之耳。申重也，故谓之绅。）。

主式祠版。

伊川主式虽云杀诸侯之制，然今亦未见诸侯之制本是如何。若以为疑，则只用牌子可也。安昌公荀氏，是晋荀勖，非孙氏也。但诸书所载厚薄之度有误字耳。士大夫家而云几郎几公，或是上世无官者也。

《江都集礼》晋安昌公荀氏祠制云，祭版皆正侧长一尺二分，博四寸五分，厚五分，八分大书云云。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，《通典》、《开元礼》皆然。详此「八分」字连下「大书」为文，故徐润云「又按，不必八分，楷书亦可」。必是荀氏全书本有此文。其作五寸者，明是后人误故也（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，则侧面阔于正面矣，决无此理，当以《集礼》为正。）。

孤哀子。

温公所称，盖因今俗以别父母，不欲混并之也。且从之亦无害。

并有父母之丧葬，先轻而后重。其奠也，先重而后轻；其虞也，先重而后轻。同葬同奠，亦何害焉？其所先后者，其意为如何也？

此虽未详其义，然其法具在，不可以己意辄增损也。

周制有大宗之礼，乃有立适之义，立适以为后，故父为长子权其重者若然。今大宗之礼废，无立适之法，而子各得以为后，则长子少子当为不异。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者，不必然也。父为长子三年者，亦不可以适庶论也。

宗子虽未能立，然服制自当从古，是亦爱礼存羊之意，不可妄有改易也。如汉时宗子法已废，然其诏令犹云赐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，是此礼意犹在也。岂可谓宗法废而诸子皆得为父后乎？

曾子问亲迎女在涂，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，孔子曰女改服，布深衣、缟总以趋丧，恐亦有碍。《开元礼》除丧之后，束带相见，不行初昏之礼，趋丧后事皆不言之，何也？

趋丧之后，男居外次，女居内次，自不相见。除丧而后，束带相见，于是而始入御。开元之制，必有所据矣。

曾子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，孔子曰婿齐衰而吊，既葬而除之，夫死亦如之。服用斩衰，恐今亦难行也。

未见难行处，但人自不肯行耳。

谅闇以他经考之，皆以谅闇为信默，惟郑氏独以为凶庐。天子居凶庐，岂合礼制？

所引剪屏柱楣是两事，「柱」音知主反，似是从手不从木也。盖始者户北向，用草为屏，不剪其馀。至是改而西向，乃剪其馀草。始者无柱与楣，檐著于地，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，架起其檐，令稍高，而下可作户也。来喻乃于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剪而除之，似谓剪其屏而并及柱楣，则误矣。谅阴梁闇，未详古制定如何，不敢辄为之说。但假使不如郑氏说，亦未见天子不可居庐之法。来喻所云，不知何据，恐欠子细也（滕文公五月居庐，是诸侯居庐之验，恐天子亦须如此）。

既除服，而父之主永迁于影堂耶？将与母之主同在寝耶？

迁主无文，以理推之，自当先迁也。

《仪礼》父在为母。

卢履冰仪是，但今条制如此，不敢违耳。

《内则》云，女子十有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有故二十三年而嫁。言二十三年而嫁，不止一丧而已。故郑并云父母丧也。若前遭父服未阕，那得为母三年？则是有故二十四而嫁，不止二十三也。

《内则》之说亦大概言之耳，少迟不过一年，二十四而嫁，亦未为晚也。

离之谓以一物隔二棺之间于椁中也。鲁则合并两棺置椁中，无别物隔之。鲁卫之祔，皆是二棺共为一椁，特离合之有异。

二棺共椁，盖古者之椁乃合众材为之，故大小随人所为。今用全木，则无许大木可以为椁，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。

明器。

《礼》既有之，自不可去。然亦更在斟酌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。

招魂葬。

招魂葬非礼，先儒已论之矣。

伊川《葬说》，其穴之次设如尊穴南向北首，陪葬前为两列，亦须北首，故葬图穴一在子，穴二在丑，穴三在亥，自四至七皆随其东西而北首。而丙、午、丁独空焉，是则伊川之所谓北首者，乃南向也。又云昭者当南向，则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。

此两节不晓所问之意，恐是错看了。请更详之。昭南向，穆北向，是庙中祫祭之位，于此论之尤不相关。

实葬。

圹中实筑甚善。

伊川先生葬法有谓其穴安夫妇之位，坐堂上则男东而女西，卧于室中则男外而女内，在穴则北方而北首，有左右之分而无内外之别。

按《昏礼》良席在东，北止，此是卧席之位，无内外之别也。

其祖已葬，系南首，其后将族葬，则不可得而北首，则祖墓不可复迁而昭穆易位。

未见后葬不可北首之意，昭穆之说亦不可晓。

祔。

当如郑说，伊川恐考之未详也。但三年之后迁主于庙，须更有礼，顷尝论之，今并录去。李继善问：「纳主之仪，《礼经》未见，《书仪》但言迁祠版于影堂，别无祭告之礼。周舜㢸以为昧然归匣，恐未为得。先生前书有云：『诸侯三年丧毕皆有祭，但其礼亡，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』。然则今当何所据耶」？答云：「横渠说三年后祫祭于太庙，因其祭毕还主之时，遂奉祧主归于夹室，迁主新主皆归于其庙，此似为得礼。郑氏《周礼注》大宗伯享先王处，似亦有此意，而舜㢸所疑与熹所谓三年丧毕有祭者似亦暗与之合。但既祥而撤几筵，其主且当祔于祖父之庙，俟祫毕然后迁耳。比已与敬子、伯量详言之，更细考之可见」。又答王晋辅云：「示喻卒哭之礼，近世以百日为期，盖自开元失之。今从周制，葬后三虞而后卒哭，得之矣。若祔，则孔子虽有善殷之语，然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皆有从周之说，则无其位而不敢作礼乐，计亦未敢遽然舍周而从殷也。况祔于祖父，方是告祖父以将迁它庙，告新死者以将入此庙之意，已祭则主复于寝，非有二主之嫌也（主复于寝，见《仪礼》郑氏注。）。至三年之丧毕，则有祫祭而迁祖父之主以入它庙，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庙（此见《周礼》郑注及横渠先生说。），则祔与迁自是两事，亦不必如殷之练而祔矣。礼法重事，不容草草，卒哭而祔，不若且从温公之说，庶几寡过耳」。

卒哭。

以百日为卒哭，是《开元礼》之权制，非正礼也。

孟献子禫县而不乐，比御而不入，孔子以献子加于人一等矣。今之居丧者当以献子为法，不可定以二十七月为拘。

献子之哀未忘，故过于礼，而孔子善之。所论恐未然也。

影堂序位。

古者一世自为一庙，有门，有堂，有寝，凡屋三重，而墙四周焉。自后汉以来，乃为同堂异室之庙，一世一室，而以西为上。如韩文中家庙碑有「祭初室」、「祭东室」之语。今国家亦只用此制，故士大夫家亦无一世一庙之法，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备。故温公诸家祭礼皆用以右为尊之说。独文潞公尝立家庙，今温公集中有碑，载其制度颇详，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为上，自可检看。伊川之说亦误，昭穆之说则又甚长。《中庸或问》中已详言之，更当细考。大抵今士大夫家只当且以温公之法为定也。

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礼，以礼穷，则同之可也，故不别制礼焉。不审若然否？

恐当如此。

今有人焉，其父尊信浮屠，若子若孙皆不忍改，将何时而已？恐人子之遭此，勿用浮屠可也。至于家舍所敬形像，必须三年而后改，不知如何？

如此亦善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六三。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礼仪典卷九二。）。

分：《正讹》改作「寸」。

某昨谓《礼经》阙略，不无待于后人，不可谓古经定制，一字不可增损。来喻以为若遽增损，恐启轻废《礼经》之弊。

熹昨来之意但谓今所编礼书内有古经阙略处，须以注疏补之，不可专任古经而直废传注耳（如「子为父」下，便合附以嫡孙为祖后，及诸侯父有废疾之类。）。其有未安，则亦且当论其所疑，别为一书，以俟制作之君子，非谓今日便欲笔削其书也（如姨舅、嫡妇庶妇、兄弟子之妇之服之类，古经固未安，魏公之论亦有得失。）。然遂以为虑启废经之弊而不敢措一词于其间，则亦非通论矣。

居丧朝服。

麻冕乃是祭服，顾命用之者，以其立后继统，事干宗庙故也。受册用之者，以其在庙而凶服不可入故也（旧说以庙门为殡宫之门，不知是否。）。若朝服，则古者人君亮阴三年，自无变服视朝之礼。第不知百官总己以听冢宰，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，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带也。后世既无亮阴总己之事，人主不免视朝听政，则岂可不酌其轻重而为之权制乎？又况古者天子皮弁素积，以日视朝，衣冠皆白，不以为嫌，则今在丧而白布衣冠以临朝，恐未为不可。但入太庙，则须吉服而小变耳。

丧服外亲母党妻党之亲者，只有一重，不见有旁推者。

熹昨以前者所喻以从母为姨母之为侄娣而随母来嫁者，故引《礼》有「从母之夫」之文，是则从母固有嫁于他人而不从母来媵者矣。若但从者当服小功，则不知不从者又当服何服也？盖以疑前喻之不然，非谓从母之夫当有服也。今来喻乃如此，益非所疑之意矣。幸更详之。

昨来所喻云，魏玄成以兄弟子之妇同于众子妇未为倒置人伦者。今又见喻云，《礼经》大抵严嫡，故重；众子妇不得伉嫡，故杀之。世父母、叔父母与兄弟之子服均于期，则为旁尊而报服，是不当混于众子子妇也。

《礼经》严嫡，故《仪礼》嫡妇大功，庶妇小功，此固无可疑者。但兄弟子之妇则正经无文，而旧制为之大功，乃更重于众子之妇。虽以报服使然，然于亲疏轻重之间，亦可谓不伦矣。故魏公因太宗之问而正之。然不敢易其报服大功之重，而但升嫡妇为期，乃正得严嫡之义。升庶妇为大功，亦未害于降杀之差也。前此来喻乃深讥其以兄弟子妇而同于众子妇为倒置人伦，而不察其实乃以众子妇而同于兄弟子之妇也。熹前所考固有未详，所疑固有未尽，而今承来喻又如此，亦非熹所以致疑之意也。幸更详之。

作传者曰，子夏虽未知其真，然以今日视之，相去二千载，孰愈传者之去周只六七百年耳？

熹之初意，但恐郑说为是耳，非欲直废传文也。然便谓去古近者必是而远者必非，则恐亦不得为通论矣。

神座尚右。

古人设席，夫妇同几，恐不当引《后汉》各为帐坐之礼为證。况其所注自与正史本文不同耶。又如下条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，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，郑氏既以上为席端，则考坐在席端，妣坐在席末，于礼为顺。今室中东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，亦自有明文也。

南首。

必谓尸当北首，亦无正经可考。只《丧大记》大歛陈衣，君北领，大夫士西领，《仪礼》士南领。以此推之，恐国君以上当北首耳。然不敢必以为然，若无他證，论而阙之可也。

《王制》：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。诸侯、大夫、士降杀以两。而《祭法》又有「适士二庙，官师一庙」之文。大抵士无太祖，而皆及其祖考也（郑氏曰：「夏五庙，商六庙，周七庙。」今按，《商书》已云七世之庙，郑说恐非。颜师古曰：「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孙复为昭。昭，明也。穆，美也。后以晋室讳昭，故学者改昭为韶。」）。其制皆在中门外之左，外为都宫，内各有寝庙，别有门垣。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，以次而南（晋博士孙毓议）。天子太祖百世不迁，一昭一穆为宗，亦百世不迁（宗亦曰世室，亦曰祧。郑注《周礼》守祧曰宗，亦曰祧，亦曰世室。《周礼》有守祧之官，郑氏曰：「远庙为祧，周为文武之庙，迁主藏焉。」又曰：「迁主所藏曰祧。先公之迁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庙，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。群穆于文，群昭于武。」《明堂位》有文世室、武世室，郑氏曰：「世室者，不毁之名也。」）。二昭二穆为四亲庙，高祖以上亲尽，则毁而递迁。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（昭之二庙，亲尽则毁，而迁其主于昭之宗。曾祖迁于昭之二，新入庙者祔于昭之三，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。穆庙亲尽放此。新死者如当为昭，则祔于昭之近庙，而自近庙迁其祖于昭之次庙，而于主祭者为曾祖；自次庙迁其高祖于昭之世室，盖于主祭者为五世而亲尽故也。其穆之两庙如故不动，其次庙于主祭者为高祖，其近庙于主祭者为祖也。主祭者没，则祔于穆之近庙，而递迁其上放此。凡毁庙迁主，改涂易穆，示有所变，非尽毁也。见《谷梁传》及注。）。诸侯则无二宗，大夫则无二庙。其迁毁之次，则与天子同（传：毁庙之主藏于太祖。）。《仪礼》所谓「以其班祔」，《檀弓》所谓「祔于祖父」者也（《曲礼》云：「君子抱孙不抱子」，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，子不可以为父尸。郑氏云：「以孙与祖昭穆同也。」周制，自后稷为太祖，不窟为昭，鞠为穆，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复为穆，十三世至王季复为昭，十四世至文王又为穆，十五世至武王复为昭。故《书》称文王为穆考，《诗》称武王为昭考，而《左氏传》曰：「太伯虞仲，太王之昭也。虢仲虢叔，王季之穆也。」又曰：「管蔡鲁卫，文之昭也。邗晋应韩，武之穆也。」盖其次序一定，百世不易，虽文王在右，武王在左，嫌于倒置，而诸庙别有门垣，足以各全其尊，初不以左右为尊卑也。）。三代之制，其详虽不得闻，然其大略不过如此。汉承秦敝，不能深考古制，诸帝之庙各在一处，不容合为都宫，以序昭穆（韦玄成传云：「宗庙异处，昭穆不序。」但考周制，先公庙在岐周，文王在丰，武王在镐，则都宫之制亦不得为，与汉亦无甚异，未详其说。）。贡禹、韦玄成、匡衡之徒虽欲正之，而终不能尽合古制，旋亦废罢。后汉明帝又欲遵俭自抑，遗诏无起寝庙，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，更衣别室。其后章帝又复如之，后世遂不敢加，而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之制（见《后汉·明帝纪》、《祭祀志》。志又云：「其后积多无别，而显宗但为陵寝之号。」）。自是以来，更历魏、晋，下及隋、唐，其间非无奉先思孝之君，据经守礼之臣，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，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孙子，而更僻处于一隅，既无以见其为七庙之尊，群庙之神则又上厌祖考，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。以人情而论之，则生居九重，穷极壮丽，而没祭一室，不过寻丈之间，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。孝子顺孙之心，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。肆我神祖，始独慨然，深诏儒臣，讨论旧典，盖将以远迹三代之隆，一正千古之缪，甚盛举也。不幸未及营表，世莫得闻，秉笔之士又复不能特书其事，以诏万世，今独其见于陆氏之文者为可考耳。然其所论昭穆之说，亦未有定论。图说在后独原庙之制，外为都宫而各为寝庙门垣，乃为近古。但其礼本不经，仪亦非古，故儒者得以议之。如李清臣所谓略于七庙之室而为祠于佛老之侧，不为木主而为之象，不为禘祫烝尝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礼，杨时所谓舍二帝三王之正礼而从一缪妄之叔孙通者，其言皆是也。然不知其所以致此，则由于宗庙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。不议复此，而徒欲废彼，亦安得为至当之论哉？王者始受命、诸侯始封之君，皆为太祖，以下五世而迭毁。毁庙之主藏乎太祖，五年而再殷祭，言一禘一祫也。祫祭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，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孙复为昭，古之正礼也。韦玄成、刘歆庙数不同，班固以歆说为是。今亦未能决其是非，姑两存之。至于迁毁之序，则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。假令新死者当祔昭庙，则毁其高祖之庙而祔其主于左祧，迁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庙，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庙。即当祔于穆者，其序亦然。盖祔昭则群昭皆动而穆不移，祔穆则群穆皆移而昭不动。故虞之明日，祔于祖父，盖将代居其处，故为之祭，以告新旧之神也。今以周室世次为图如右。所谓高祖以上亲尽当毁，虞之明日，祔于祖父者也。元丰议礼，何洵直、张璪以此为说，而陆佃非之曰：「昭穆者，父子之号。昭以明下为义，穆以恭上为义。方其为父，则称昭，取其昭以明下也。方其为子，则称穆，取其穆以恭上也。岂可胶哉？坛立于右，墠立于左，以周制言之，则太王亲尽，去右坛而为墠。王季亲尽，去左祧而为坛。左右迁徙无嫌」。又曰：「显考、王考庙与左祧为昭，皇考、考庙与右祧为穆。如曰成王之世武王为昭，文王为穆，则武不入考庙而入王考庙矣」。此皆为说之误。殊不知昭穆本以庙之居东居西、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，初不为父子之号也。必曰父子之号，则穆之子又安可复为昭哉？坛墠之左右，亦出先儒一时之说，《礼经》非有明文也。政使果然，亦为去庙之后，主藏夹室而有祷之祭。且坛、墠又皆一而已，昭不可以越坛而径墠，穆不可以有坛而无墠，故迭进而无嫌，非若庙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递迁也。又况昭穆之分，自始封以下入庙之时，便有定次，后虽百世不复移易，而其尊卑，则不以是而可紊也。故成王之世，文王为穆，而不害其尊于武；武王为昭，而不害其卑于文。非谓之昭即为王考，谓之穆即为考庙也。且必如佃说，新死者必入穆庙，而自其父以上，穆迁于昭，昭迁于穆，祔一神而六庙皆为之动，则其祔也，又何不直祔于父，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应入之庙乎？佃又言曰：「假令甲于上世之次为穆，今合堂同食，实属父行。乙于上世之次为昭，今合堂同食，实属子行。则甲宜为昭，乙宜为穆，岂可远引千岁以来世次，覆令甲为右穆，乙为左昭，以紊父子之序乎」？此亦不晓前说之过也。盖昭穆之次既定，则其子孙亦以为序。《礼》所谓昭与昭齿，穆与穆齿，传所谓太王之昭，王季之穆，文之昭，武之穆者是也。如必以父为昭而子为穆，则太伯、虞仲乃太王之父，而文王反为管、蔡、鲁、卫之子矣，而可乎哉？且一昭穆也，既有上世之次，又有今世之次，则所以序其子孙者，无乃更易不定而徒为纷纷乎？曰：「然则庙之迁次，如图可以见矣。子孙之序，如佃所驳，得无真有难处者耶」？曰：「古人坐次或以西方为上，或以南方为上，未必以左为尊也。且又安知不如时祫之位乎（时祫有图在后。）」？昭穆之不为尊卑，说已前见。其大祫，则始封以下以次相承，亦无差舛。故张璪以为四时常祀各于其庙，不偶坐而相临。故武王进居王季之位，而不嫌尊于文王。及合食乎祖，则王季、文王更为昭穆，不可谓无尊卑之序者，是也。但四时之祫不兼毁庙之主，则右无昭而穆独为尊之时，若两世室之主，则文常为穆而武常为昭也。故陆佃以为毁庙之主有不皆祫之时难之，而未见璪之所以对也。予窃以为以上世之次推之，一昭一穆，固有定次，而其自相为偶，亦不可易。但其散居本庙，各自为主而不相厌，则武王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。及其合食于祖，则王季虽迁，而武王自当与成王为偶，未可以遽进而居王季之处也。文王之为穆，亦虚其所向之位而已。则虽北向，而何害其为尊哉？作此图以见之。

古书之真伪是非，其相半乎！其说有所不可信，而诸儒有所不敢废，盖从其不可信而废之，天下之书不胜其废矣。是故君子于此不废也，而况圣人生死之际，其道神，其经存，万世轻重之系与！昔者愚闻之梁臧孝绪曰：「孔子以庚子生，孝绪似焉」。后卒以儒自鸣，虽不敢拟夫子，而生乎夫子之日，何其类也！况夫子以庚子生，其事见于书乎？愚有以知夫子生之异也。吾观《孝经传》曰：「孔子之卒，鲁麟至焉，百兽号焉」。虽不足以兆夫子之亡，而亦其异也。而况夫子之死，且志于经乎？愚有以知夫子之死之怪也。夫子之生如此之异也，死如此之怪也，非若巫瞽幻诞恍惚，其不经也，盖夫子为人且圣于人，岂死生不异人乎哉？兹承执事以孔子生死之说，执《三传》之所以失。愚请列之执事，以折诸理。其事虽若不可信，而诸儒不敢废也。夫《春秋》之书，鲁书也，而诸儒以为仲尼之书也。获麟之前，孔子之生，仲尼不书于经。仲尼如自书其生，仲尼乃自私邪？故经之不书孔子生，左氏解经耳，亦安得而书之？获麟之后，左氏所续之经也。董仲舒曰：「左氏续经以宗圣人为事」。不书其师之卒，则孟子所谓子背子之师也，左氏安得不书其卒乎？此左氏不可废也。公、谷之传，传乎经也。仲尼绝笔则无经，无经则二子无解也。公、谷后经二年，独书其卒，不几于赘乎？公、谷之不书卒，则传体也，此公、谷不可废也。故左氏书其卒，公、谷书其生，其得经传之体乎！传所以尊经，尊经必有以贵之。书子，贵之至也。续经所以尚法，尚法则必有以严之。死书名，严之至也。此《三传》虽若不可信，亦不可废也。何休曰：「是岁己卯」。尊之故详之，谷书日不书月，岂十月乎？盖谷梁不详其月，因不书月，则其谨也。虞翻谓「《春秋》凡不书月，其事不详也」，谷梁岂亦不详其事乎？王肃谓「中月则月中也」，郑玄谓「中月者踰月也」，意者生于是月中，如王说乎？或者如郑说，死于踰月，未可知也。此谷梁又不可废也。杜预曰：「四月十八日乙丑，五月十二日己丑，必有一误」。夫古书如是盖多矣，尧以甲申生，辛巳死，《皇览》曰：「非辛巳，乃辛未也」。舜以甲子生，癸亥死，皇甫谧曰：「非癸亥，乃癸卯也」。尧舜如是，安知仲尼终以乙丑非己丑乎？故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为此事也。此又杜预之言不可废也。太史迁曰：「韦编三绝」。计夫子之年，则六十三之后，七十三之前，盖云老矣。夫孔子五十以学《易》，韦编之迟，甚可怪也。凡迁之说不可信，有端矣。《书》曰：「舜三十登庸」。迁曰：「舜五十登用耳」。秦之谥曰「穆公」，迁曰：「非穆，乃缪也」。不知舜之年，秦之谥，安知孔子系《易》之时乎？虽然，圣人有取于太史，或有牴牾其他实录也。此其说虽不可信，而诸儒不敢废也。夫孔子死生之说，古书之不伪，有所不可信，而愚不敢废者，盖互见其得失，虽存之无伤也。韩退之自谓识古书之真伪，虽不至焉者，白黑分矣。幸得执事辩其白黑，岂不盛与！

予里人周召挟其有走行在，疏朝廷得失，号一时狂直。他日语予：「将买书归，筑斋以遁，且以『遁』名，子其谓何」？予曰：「《易》有《遁》，在象为大过，《春秋》不见书，盖遁非圣贤之得已也，殆如《诗·考槃》。《考槃》，贤者不得志退而处穷者作也。子以一介草茅，一言而善，庙堂择焉，使待试礼部，则与卫之贤者不得志于时者异矣，而欲遁焉，左也。虽然，是固在己。众方炙毂以媒进，子独脱屣尘轸，作沭猴禅，正自不恶。请因《考槃》之义，以键子之决。夫《考槃》，贤者处涧阿，能成其乐者也。其章言『永矢弗谖』，『永矢弗过』，『永矢弗告』。郑子云弗谖，不忘君之恶也；弗过，不入君朝也；弗告，不告君以善道也。欧阳子云：弗谖，不忘隐处之乐也；弗过，独乐不他适也；弗告，不告人以此乐也。伊川子云：弗谖，不忘君；弗过，伤不得过君之朝；弗告，不得告以善也。从郑说则流而为行吟涂哭、郁而独嗔者之为也；从欧阳说，则流而为槁木冻灰、往而不返者之为也；从伊川说，则流而为假隐钓名、足岩壑而志城阙者之为也。是三乐者，将安从？子归，阐绎优游，异不及排，怨不及诽，有合于吾《易》嘉好之吉则善矣；反是，君子或所不取」。绍兴戊午仲秋记。

《乡射》记曰：「乡侯，上个五寻，中十尺」。上个者，最上幅；中者，最中幅也。又曰：「侯道五十弓，弓二寸，以为侯中」。此说中幅，所以用十尺者，取之侯道者也。又曰：「倍中以为躬，倍躬以为左右舌」。此说躬与舌各一幅也。又曰：「下舌半上舌」。此说上下皆有躬舌也。侯中一幅，上二幅，下二幅，幅广二尺，则与侯中方矣。《梓人》职所谓「广与崇方」者此也。必先量侯，乃制侯中。既得侯中，乃定躬舌。既定躬舌，乃因侯中之广而求其崇，必定而足。凡五十弓之侯，其中十尺，其布五幅，躬舌各一幅也。七十弓之侯，其中丈四尺，其布七幅，躬各二幅，舌亦各二幅也。九十弓之侯，其中丈八尺，其布九幅，躬舌各三幅也。其崇则中十尺者，崇亦十尺矣；中丈四尺者，崇亦丈四尺矣；中丈八尺者，崇亦丈八尺矣。谓之中者，正以其居中也，中者对上之言也。有上有中，则有下矣。九十弓之侯，布九幅，以五为中。七十弓之侯，布七幅，以四为中。五十弓之侯，布五幅，以三分为中也。《大射》仪曰：「大侯之崇，见鹄于参。参见鹄于干，干不及地武」。此高下之节也。大侯崇丈八尺，栖鹄于其中，从远视之，则出于参之右舌下，故曰「见鹄于参」也。参崇长四尺，栖鹄于其中，从远视之，亦出于干之右舌下，故曰「见鹄于干」也。所以必于舌下者，舌长能蔽之，故以见为节矣。干侯之鹄则去地武，武者三尺也。世言步武，步六尺，则武三尺，武者迹也，两迹之间则三尺，武以是名之。干侯之鹄，用此为高，盖几中矣。其设之次，大侯在东，参次之，干次之，使密不至相掩，疏足以射，其势参差相入，是谓狸步。郑云：「中犹身也，身之外复有躬舌，躬、舌、身，三者异物，则五十弓之侯，其崇丈八尺。七十弓之侯，其崇二丈二尺。九十弓之侯，其崇二丈六尺」。二丈六尺，既难卷舒矣。至其设之，又令参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，计其上纲，则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。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，计其上纲，则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。此之难信，不俟言矣。郑意以为，不若是则大侯之鹄不见于参，参不见于干。然虽如郑说，求之大侯之鹄，终不能见于参，参亦终不能见于干也。胡不尝试以勾股求之？人去干五十步，干去参二十步，干高一丈九尺二寸，令人目高七尺，从干望参，计参侯之鹄，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，乃能见之。今郑所说参侯之鹄去地一丈九尺二寸，高则高矣，欲使鹄裁见不足二寸，欲使鹄尽见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，从参侯视大侯亦然，然则非也。且郑意谓三侯重张，当使后侯高前侯耳，是与经不合。经令获者旌，各负其侯，执旌者欲使射者视之审也。如令大侯在参之背，参在干之背，其去地皆数十尺，虽执旌安得而负之？而射者亦安得而睹之哉？又经云「以狸步张三侯」者，非为射者之志也，乃为张者之法也。而郑以为射当如狸之拟物，则何预于张侯乎？且郑不独误于此也，经曰：「士旅酌，若命复射，则不献庶子。司射命射惟欲。卿大夫皆降，再拜稽首，公答拜，一发中三侯皆获」。是言值中一侯，辄释获尔。而郑以为矢扬觯有参中者，是又失之，亦惑已哉！

说之启：无状晚乃学《中庸》，然早知郑康成之说《中庸》曰：「用中为常道也」。既而质诸安定先生、司马温公之传，则益知郑说矣。彼新学出而拘拳以为法，穿踰以为义，务新尚简，而不为笃实。如析《中庸》为二端，不知其所谓中者用之，则曰和、曰孝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仁、曰勇、曰强、曰纯、曰一、曰明、曰诚，其实皆中之谓也。以故彼之学者惟知过不及谓之中，而于肫肫、渊渊、浩浩、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，则莫之知也。吾明道、横渠、伊川三先生者，为能得中之所以为中者也。嗟夫，学之难也。伊川已自畔乎二先生之说矣，他人何望哉？足下不忘先大夫与予同年之契，不鄙老罢斥逐之踪，修书见过，且言久为《中庸》之学，宜其书辞恳恳于诚云尔，辄以所闻笃世好而奉美意，如何？足下志强而文纯，可畏也。先大夫积德未显于斯世，有待于其子也，勉旃勉旃。不宣。说之上。

汉祖与项羽争天下，五年而后仅胜之。至其所推功，则曰：「吾不如子房、萧何、韩信」。虽陈平、曹参，盖不与焉。则其平日所属耳目者，可知已。留侯以智全，故卒无害焉。酂侯几危，赖三人者而后免。鲍生召平或曰：「彼淮阴者，远无子房之谋，近不闻三客之说。方且偃然以假王为请，其死也宜哉」。夫较萧张之业，则何之不迨良亦明矣。然其受封也，高祖先之，定位也，鄂秋与之，何初无一言自解也，虽买田示污，卒以请苑见疑，其得出于廷尉亦幸矣。彼留侯者，眇然不受三万户之封，位居六十二，在绛、灌、樊、郦下。呜乎，此其所以为子房之智者欤？而颜籀乃以谓或以材德功劳本无定次，就令其有之，亦不当如是之远。噫！智名勇功在当时已不可得窥，顾岂一师古所及耶？

兵以正合，以奇胜。豪杰之攻秦也，周章首以百万之师，至戏下而不得进。沛公继战雒阳，亦辄不利。遂从轘辕略南阳，而西攻武关，破蓝田。迎刃披靡，捣秦人之背，竟降子婴。吴王濞之举兵也，其将田禄伯亦曰：「愿得五万人循江淮而上，别收淮南长沙入武关，与大王会」。此亦一奇也，濞不能从。顿兵下邑，不战而溃。夫两人之相与斗，扼吭捍胸，人知其所为备，则殆未可以辄胜也。惟能卒然乘不意而击其后，故吾有不斗，斗必克矣。

刘梦得有言：「贾生明王道，卫绾工车戏。同遇汉文时，何人居贵位」？余考诸史，谊当太宗时为太中大夫，后拜梁王傅。顾绾乃以功次为中郎将，至景帝立，始为王傅，继以吴楚军功封侯，遂迁丞相。则当孝文时，绾固未贵也。又谊早死而绾后达，尤复不伦。诗人虽欲傅会遣词，乃不知其舛有如此者。

董仲舒为汉儒宗，断稿一出，弟子以为大愚。刘更生通达古今，著《洪范传》，其子从而攻之，若仇敌然。夫儒者之学，本所以明仁义，修教化。考论六艺，不失大中而已。不专己守独，私有圣贤之说而自用之也。况乎穿凿附益，流为巫瞽。虽其门人子弟不得无罪，而师父之间，实有以招之焉。然则逢门杀羿，诗礼发冢，信不诬矣。

李汉叙《昌黎集》，自云收拾遗文，无所坠失。今世传者，稍稍各以其私录附益《外集》。初尚四篇：《通解》、《崔虞部书》、《明水赋》、《河南同官记》，东平吕夏卿所列者是也。它如《祭汴州董相文》、《与刘秀才书》、《李渤书》，是又旁出于《正集》，见于柳宗元书，载于唐史，其传也犹信。至如《雷塘祷雨文》，乃在子厚《正集》中，则非退之所作甚明。《直谏表》、《论顾威状》、《范蠡招种议》，浅露鄙俚，吾益羞之。馀文有伪有真，阙所疑而不敢辨。夫孟轲、荀、扬而下得其传者，惟韩愈氏。不幸浮屠之说胜，使愈之道卒踬昧而不行，遗札无几，又欲乘其罅而厚诬之，岂不重可悲欤？吾惧其终而不能自明也，于是乎书。

《诗·烝民》美樊侯之德。首言「柔嘉」，惧其不节之以礼也，则曰「维则」。言「令仪令色」，惧其不推之以诚也，则曰「小心翼翼」。言「出纳王命，王之喉舌」，赋四方明若否，而惧其道不足以自济也，故乃曰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。又惧其流也，则又继之曰「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鳏寡，不畏强禦」。夫言岂一端而已。后世之士，不务明《大雅》之旨，遂拾单词以为口实。见有忠而被诛，信而获罪者，相与从而尤之曰：「非明哲也」。方朔之湛浮，胡广之中庸，味道之模棱，馀庆之长者，视人泰然有自得色，盖皆出于此矣。夫所谓「明哲」，岂方朔、胡广之谓乎？所谓「保身」，岂味道、馀庆之谓乎？使樊侯不能不吐刚而畏强禦，幸而不死，是特一持禄懦夫耳。顾安足以语道理哉？仲尼有言：「志士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」。扬子云亦曰：「庸行翳路，冲冲而活，君子不贵也」。

雷声之隐然，地震之砉然，虽贲、育之勇无所谓力，良、平之谋未知其自处，何者？发于不意故也。故君子不可不养静以俟动。

《羔裘》之大夫，以其君不用道也，故去之。《遵大路》之君子，以其君失道也，故去之。至于《南山》，则大夫遇其君之恶者也。夫遇恶而后去，其辨之盖不早矣。故序《诗》者异之于郑桧。

君子之任也，行其义也。「道之不行，我知之矣」。又曰：「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」。若夫贤者，则未足以及此矣。《诗》于君子，常以出处去就为言，至于贤者，然后有困穷放逐不能餐饱之词。孟子所谓「所就三、所去三」者也。大哉君子，非以道事君者，乌可以语是哉？

《戴驰》之诗曰：「女子善怀，亦各有行」。夫人未尝无怀也，而有所谓善怀者。「嗟我怀人」，求贤也。「每怀靡及」，敬事也。与夫《召南》之「有女怀春」，卫诗之「我之怀矣」，固有间矣，是所谓「亦各有行」也。

晋献之听谗，特好之而已，未必信之也。故《采苓》刺之，其诗曰：「人之为言，胡得焉」？是尚庶几其改也。陈之宣公，则既多信之矣。君子不独刺之，而又忧之。其诗曰：「心焉忉忉，心焉惕惕」。初曰「忉忉」，终曰「惕惕」者，由忧而至于惧也。若夫东周之王，其于谗也又甚焉。《采葛》之诗曰：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」。则是岂独「忉忉」「惕惕」云哉？故序《诗》者以为惧谗之诗，盖以忧为不足道也。至于幽王之时，则谗之祸成矣。君子得罪，而盗言孔甘，荡然莫可救止也。《巧言》曰：「无罪无辜，乱如此膴」。匪其止于「维王之卬」，则所谓忧与惧者固无及矣，徒亦自哀其不幸而已，故曰伤谗焉。

孟子有言：「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」。且谓「以齐而王，犹反手也」。当是时，不独庸人愚士私怪其说，虽其高弟弟子公孙丑之徒，盖亦疑以为不然。吾读《褰裳》之诗，见郑人厌苦于兵革，而思获赴愬于他邦者，何其切也。其言曰：「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」？呜呼，其势岂不急而其情岂不可悲哉？譬夫溺于水而陷于火者，方其四顾号呼愿济须臾之命，狂奔疾走，沉没溃烂。当此之际，有一人焉，能援手而出之，解其涂炭之苦，而措于安平之地，则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？齐桓公攘狄而之卫，卫人人思之愈久而不忘。《木瓜》之诗是也。彼一伯者假仁义而搂诸侯，尚能如此。况乎以王者之仁政，而抚乱世之遗黎乎？夫惟孟子能知之，故曰「惟此时为然」。

「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」。过之大者也。「庭燎之光，鸾声将将」。过之小者也。宣王之过，过于勤而已。若夫齐君，则号令固亦不时矣。故《庭燎》之诗，止于箴之。而《东方》之无节，则在所刺也。

天下之治乱，在夫人材之盛衰；国家之废兴，系于贤者之出处。方厉王之际，人才微矣。掊克在位，而匪用其良，则贤者亦不可得而致也。宣王承其丧乱之馀烈，侧身修行。其始也，固尝任贤使能如《烝民》，新美人材如《采芑》。

微接下如《吉日》，其临政愿治之意，周密备具如此；于是始得夫吉甫、张仲、方虎、申樊之徒，相与出而辅相。然后能攘戎复土，修政事而会诸侯。号令自出，号为中兴，可谓知所本矣。然中人之志，不能不始勤劳而浸衰怠也，故《鹤鸣》诲之如何？亦教之反其本而已。求贤所以本也，故言：「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」。则其德音之著闻，不患于难知也。「鱼潜在渊，或在于渚」。方其在渊，则鱼可谓深而难求矣。然阳升则出而在渚，盖贤者世治则见。惟有道而从之，则不患于难致也。既能致之，则必能任之。上贤而下不肖，所以任之也。故又曰：「乐彼之园，园有树檀，其下维萚」。夫如是，则贤者得志而有功矣。吾能远举而信任之，则天下之贤才，无疏远贵贱，其有不为吾用者乎？故于是则虽「它山之石」，而皆「可以为错」也。盖宣王之所以兴衰拨乱，由于任贤而使能。将欲使之持盈守成而无废前美，则非急于用人，其孰能致哉？然宣王卒以不悟，此「皎皎白驹」所以有空谷之遁也。《白驹》贤者去之，国人思望而欲其留之之诗也。「皎皎白驹，食我场苗」者，欲其来而食于我也。与「丘中有麻」，所谓「将其来食」同意。「絷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」者，将以留之也。「所谓伊人，于焉逍遥」者，欲留而不得见，则思所谓白驹之贤者，于何焉而逍遥乎？「皎皎白驹，食我场藿」者，待之厚也。「絷之维之，以永今昔」者，留之久也。「所谓伊人，于焉嘉客」者，爱之思之则敬之矣。「皎皎白驹，贲然来思」者，欲其来之疾也。「尔公尔侯，逸豫无期」者，以情望之也。「慎尔优游，勉尔遁思」者，思之久而不可得见矣，则亦勉之以嘉遁而已。「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」者，言贤者之退而穷处。「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」者，言虽穷而德有馀，居隐约而貌不衰也，与「硕人俣俣，君子阳阳」同意。「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心」者，虽勉之以嘉遁，而又庶几其复反也。庶几其复反者，王犹足用为善故也。「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」，动民以行，不以言也。

《噫嘻》言耕而不及穫，《丰年》言穫而不及耕。《载芟》详于播始而略于收成，《良耜》详于收成而略于播始。祈与报之诗也，故其词异。先王以为非尽人事，则不敢以有祈也，故必致其耕播之勤。若夫成岁之功，则吾何力之有哉？其亦归美以报神，立言之序当如此也。

天有雨以施其泽，君有臣以行其政。泽自上而下者也，政自王而出者也。幽王之时，内有「三事大夫」，外有「邦君诸侯」，所以行政任事之臣，可谓众多如雨矣。然内则「莫肯夙夜」，外之则「莫肯朝夕」。百官之长各离居而弗亲，𥊍御之贱反憯然而日瘁。卒至于「戎成不退，饥成不遂」。则虽众多如雨，非所以为政矣。众多而无政，不自于王出故也。政不自于王出，则犹雨之无政者也。故诗人取以况之，而序诗者从而解之曰：「雨自上下者也。众多如雨，而非所以为政也」。

「有頍者弁，实维伊何。尔酒既旨，尔殽既嘉」。诸公之望王，岂徒餔啜云乎哉？盖曰「既见君子，庶几有臧」。则固将有以启迪王心而告以善，且以解吾心之奕奕也。「死丧无日，无几相见」，兄弟之情尚恩也。「岂不尔思，中心是悼」，君臣之分尚谊也。

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」。《有駜》，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。其诗曰：「夙夜在公，在公明明」。故「鼓咽咽，醉言归」，所谓道者如斯而已。

马伏波好名喜功，惫不知止。晚节龃龉，卒困于谗，不亦惜哉？或曰：人臣之义固忘身。当五溪之征，而援以老见怜，茍安可乎？曰：五溪之事，度非己而不夷，请行可也。己能夷之，人亦能夷之，又安用请？建武中兴，士大夫为侯王者以百数，天下既定，老臣宿将阖门而奉朝请。一日边候有犬吠之虞，此后来新进争功投足之秋也。顾援已封侯揭节矣，己所已有尚当分以与人，况可矍铄而冒之哉？观其戒松固也甚智，而敕严敦也甚明。至于谋己则不周如此。惜乎，时无有以孟子论冯妇之事告之者，悲夫！

庆赏刑威之谓政，仁义礼乐之谓教。孟子曰：「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」。所以得民心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？盖必有渐靡存焉。此敷五教所以不可不在宽也。

《春秋》桓六年：「九月丁卯，子同生」。世子生不书，此何以书？谷梁氏所谓「疑，故志之」者，近得其说矣。盖方是时，举齐鲁之人，皆以子同为齐侯之子也。《猗嗟》所谓「展我生兮」者，亦诗人拒时人之言也。故圣人因其生也，正其名而谨书之。

子游曰：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」。先儒以道为礼，学者疑焉。孔子曰：「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」。先儒之说盖出诸此。然则《螮蝀》之诗所谓道化者，亦曰「以礼化之」而已，与《汝坟》之诗异矣。《雄雉》曰「道之云远，曷云能来」者，国人久役怨旷之词，与《绵蛮》所谓「道之云远」，《扬之水》所谓「曷月还归」同意。

《书》曰：「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」。盖德者所以为政，而政者所以养民也。魏小而迫，君俭以啬。至于殽桃而食棘，然不能用其民，思所以富而教之者。此序所谓无德教也。

舜之作歌，先股肱而后元首；咎繇赓歌，先元首而后股肱。君臣交相儆，上下相赖也。

古者长民，衣服不贰，从容有常，以齐其民。故能俨然有可畏之威，可象之仪，使民敬事之不厌。「大车槛槛」，「大车啍啍」。言民闻而畏之，《卷阿》所谓「令闻」也。「毳衣如菼」，「毳衣如璊」，言民望而畏之，《卷阿》所谓「令望」也。「将其来施施」。施施，难进之意。「将其来食」，则君子之所就，非茍而已也。迎之致敬以有礼，言之将行其言也，斯食之矣。卒曰「贻我佩玖」，则君子之于食也，岂独素餐云乎哉？施德于民盖如此也。玖玉之美者，佩其服之亲者。古者朋友之交，于其好之也，则必杂佩以报之。示吾亲之，而遗之以其德也。留子之贻民如此，则其施可谓厚矣。此固民之所思而不置也。

先王未尝有意于建功也，而功必由我而立；未尝有意于得人也，而人必乡我而服者：无他焉，惟反身以修道而已。故其所以求之也，异乎人之求之也。盖修辞非以广业而业自广，文德非以来远而远自来。道之所在，固有不蕲然而然者矣。犹之丱角童子乎，身日加长而不自知，至于突然而首弁者见之，曾未几何时也。此岂有所勉强而使然哉？齐襄无礼义而求大功，不修德而求诸侯，徒志于求而不知其所以求，故《甫田》刺之。而序诗者以谓所以求者非其道。夫所谓道者何哉？亦曰求诸己而已。「夫子至于是邦，而必闻其政」，其亦类是邪？

「惟皇上帝，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恒性，克绥厥猷惟后」。曰衷，则非由外铄者也。曰恒，则天使我有是性也，可谓久矣。其衷也，其久也，而道固常存矣。彼所谓「元后」者，夫何为哉？若有其性，「克绥厥猷」而已。谓之若，则非有于逆也。谓之有，则勿梏亡之而已。谓之绥，则贵于安而无变也。故民之厚，谓之归厚。民之彝，谓之秉彝。而君子之于经，亦在乎反之而已。然则孟子道性善者，是邪，非欤？

《玄鸟》序言祀高宗也。康成谓：「当作祫。祫者，合也」。合神主于太祖而序昭穆。诗上述玄鸟生商，成汤受命。若四时常祀，不应远颂上祖。盖特以《长发》《殷武》之义推之尔，夫《诗》非一人作也，岂可以例言。《閟宫》颂鲁僖，而姜嫄、后稷、文、武、周公之事，皆见于《诗》，安知其非颂周而特颂鲁哉？郑失之明矣。近世说者曰：「上颂祖下及孙子，言高宗之上有以绍祖，下有以诒孙也」。吾有取焉。又《诗》曰：「景员维河」。毛以为「景」，大；「员」，均。颖达释曰：「言商之政大均，如河之润物无不及也」。郑以「员河」为「云何」，谓发语辞也。夫「景员维河」四字耳，遂以谓其政大均，如河之润物无不及，穿凿之说非人情也。郑以为发语，虽文理颇顺，亦未可据信。说者乃谓：「景」，读如「既景乃冈」。员，如「聊乐我员」。「河」为武丁所都。大抵皆牵强之说也。《诗》之来久矣，或字舛失真，或古今语异，明者辨之可也。

传所以释经也，传失而后有笺。笺者所以助传而正其失也。又有失焉，而于是乎有疏。然则疏者固宜纠剔二说之失，举而归诸大中也。观颖达之书，每每列为二说。毛谓此焉，则从而失之。郑谓彼焉，又从而失之。使后学之士，如窥江海汪洋泛滥，丛杂分播，靡所不有。然至于惊澜怒涛，东西四流，徒震悸心目，瞀然亡所适从，无一人能了然者。则疏者果何用耶？此颖达之大罪也。夫皇甫谧，腐儒也，其言博而多妄。然其释汤所都之地，明辩晰晰，大正宿儒之谬。颖达以郑说之不同也，既著之于前，而复破之于后，是则「正义」之名果安在哉？此余所甚病也。然观其言，每略于毛而详于郑，则颖达者真助郑者与？

人之处世，如毛之附皮，燕之巢幕。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？幕倾危，则巢何以安？是以无贵贱，无智愚，同寅协恭，惟恐大器之不安。故上自三公坐而论道，九卿百僚诤谏匡辅。左史纳言，右史书事。智者竭其谋，才者效其力。百工执艺以谏；下至士传言，庶人谤。上下情通，如手足之卫腹心，如枝叶之庇本根。上之视下，如父母之爱其子；下之亲上，如子孙之爱父母。中孚交通，无纤芥之凝滞；首足之气周流，无斯须之阻隔。是以心君康泰，百体顺令。叔世以来一一反是，君自圣于上，以天下之知莫己若，唯天下之莫违予。臣竟谀于下，唯恐失其富贵，茍合奉迎，贱辱百至。民顽嚣于下，漠然无情，如秦人不知越人之肥瘠。天变于上，而无一人告之者；众恐于下，而无一语陈之者。百司庶府，无一物之得而莫有言者。昏昏默默，共坐漏舟，可为寒心哉！

或曰：历观古今，治常少而乱常多，何也？曰：为政在人。人之类，数千年无一圣，数百年无一贤。圣贤不生，生而不得其位，政何以治？庸人之私智小慧，小人之刻薄残忍。无智慧而行残忍，顷刻之间，内不自静，天下安得而不乱？故曰：「为人君止于仁」。仁则静，静则天地位，万物育。大臣者，人君之耳目股肱。耳聋于五音，目盲于五色，股肱堕于安佚，淫于游荒，蛊惑其心，无所不至。心虽欲静，其可得乎？

孟子曰：「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」。今之人，卤莽茍且，自以为足，先已自欺不明，一旦出门接物临政，颠倒错缪，自以为是，漫不加省，不知所以，为困国家。又无绳愆纠缪，彰善瘅恶之法。且无家塾、乡庠、党序、国学之模范。然而欲士之成己，欲小民之被泽，欲皇极之建，欲帝载之熙，欲百务之具举，欲泰山之磐石，垂法遗安于子子孙孙，亦难矣。三代之世，上成其下，下成其上。季世以来，上下相坏。招邪纳奸，以术不以诚，上坏其下也。谗谄面谀之人日至，上曰可，下亦曰可；上曰不可，下亦曰不可。声出而响应，形动而影随。使为上者自明自圣，下坏其上者也。正如一人之身，心不能养四体，四体不能卫腹心，互相残贼，自以为计。惜哉！

悲夫！生也有涯，死而可作。故累累古木，九原标随会之芳；郁郁佳城，千载启滕公之地。盛德大业，于是乎彰；原始要终，由兹而著。古之所谓殁而不朽者，其在斯欤。公讳测，字广川，其先德本贯邺台，近因官徙家京洛。曾祖讳悦，祖讳诩，考讳嗣，并以耿介拔俗之标，次生唐末；而抱高尚不羁之德，税迹寰中。既积庆以斯多，果高门之可待。是以公昆季三人，俱縻好爵。故宋州虞城令讳微，公长兄也。故安远军记室讳则，公次兄也。惟公智力纵横，作为挺特，好古博雅，玮行瑰才。曹植之文，备穷三变；柳恽之艺，可了十人。家以孝称，名由德振。幼以二难早萦于圭组，有阙晨昏；一心誓尽于劬劳，无违左右。洎钟酷罚，已迨壮龄，至是乃从孟帅刘公所辟，假职节推焉，盖资其婉画也。荣居入幕，将俟出纶。俄抵周祖敕行，方岳罢奏宾从，公繇是勇而告退，期以自媒。寻属世宗下命，应私家收得史馆所阙群籍者，许以进官，待以优渥。公素为好事，多蓄异书，闻命忻然，谓得时矣。乃出三百馀篇，塞诏金马，上即赐比学究出身。选满，我国家以释菜之仪，允资该博，教民之道，克在胶庠，授公将仕郎、守国子四门助教。儒学俊选，唐虞旧官。春服既成，木铎发道人之令；夏弦斯作，杏坛恢胄子之筵。扬我素风，得人为盛。终秩，加承奉郎阶。时议方欲擢从不次，用以分忧，会公寝疾，以开宝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终于西京，寿五十有三。朝野闻之，靡不痛惜。人生到此，天实难谌。寻以其年冬十月十七日葬于洛阳县玄将乡积闰里，礼也。奢无僭上，俭不失中。白马素车，会葬者皆一时名士；邙山洛水，昔愿者为百年所归。夫人颍川干氏，贞顺积中，英华发外。不以断机而母仪自得，不以采蘩而妇道允终。当秦楼共奏之初，动唯中礼；洎蜀井半彫之后，恨结未亡。男三人，长曰晃，娶陇西李氏；次曰早，娶太原郝氏；次曰晏。俱终进士业，名超双凤，价掩二龙。泣血绝浆，克尽高柴之孝；抟风击水，即伸庄叟之程。女一人，居室。噫！公闺门之内，聚食者五十馀口；儿侄之间，仕进者八九其数。兄友弟恭，各亲其业；自贵及贱，人无閒言。或已掇殊科，或见超贡部。若秀才擢第、职汝州禦推晟，明法成名、官太子□书炳，乡贡学究旦，进士昱，进士昂，并公犹子也。引而伸之，又尽美矣。幽兰玉树，光分谢氏之庭；棣萼鸰原，香郑说之桂。由此明之，公在家在邦，令问令望，徵兹以较，鲜克为朋。而大位未登，天促其算者，得非命矣夫！是使泣麟尼父，竟困乘轩；吐凤扬雄，匪逾执戟。吞声饮恨，殊途同归。承命靡遑，恭为铭曰：

彼苍者天，胡谓而然。俾淑人于圣代，终下位于当年。智周万物，不得裨于化权；道济四海，不得伸于巨川。有才无命，通幽洞玄。贾生孟子，接翼比肩。文行忠信兮斯尽善也，穷通夭寿兮彼何尚焉！

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自二戴分门，王、郑异注，历晋迄陈，虽南北殊隔，家传师授，代不乏人。唐贞观中，孔颖达等详定疏义，稍异郑说，罔不芟落，诸家全书自是不可复见。繇贞观至五代，踰三百年，世儒竞攻专门之陋，学《礼》者几无传矣。本朝列圣相承，崇显经学，师友渊源，跨越前代，故经各有解，或自名家，或辑众说，逮今日为尤详。《礼记》并列六籍，乃独阙焉。诸儒閒尝讲明，率散见杂出，而又穷性理者略度数，推度数者遗性理，欲其参考并究，秩然成书，未之有也。予晚学孤陋，滥承绪业，首取郑注孔义，剪除芜蔓，采摭枢要，继遂博求诸家之说，零篇碎简，收拾略遍。至若说异而理俱通，言详而意有本，抵排孔、郑，援据明白，则亦并录，以俟观者之折衷。其有沿袭陈言，牵合字说，于义舛驳，悉置弗取。日编月削，几二十馀载而后成，凡一百六十卷，名曰《礼记集说》。传《礼》业者苟能因众说之浅深，探一经之旨趣，详而度数，精而性理，庶几贯通而尽识之矣。或曰：「是书稡聚诸家之善，逾数十万言，毋乃务博而忘约乎」？予曰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夫子尝以诲人也。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颜子亲得于师也。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，孟子之所深造也。吾道一以贯之，为曾子言之也。予欲无言，子贡有未省也。陵节而求，躐等而议，越见闻以谈卓约，后学大患也。矧会《礼》之家名为聚讼，傥率意以去取，其能息异同之辨、绝将来之讥乎？近世朱文公著《诗传》，多刊削前言，张宣公谓诸先生之见虽不同，然自各有意，在学者玩味如何尔，盖尽载程、张、吕、杨之说，而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。予之《集说》窃取斯义，是则此书之博也，非所以为学者造约之地邪。犹愧寡闻，访论未尽。然六经之典，敷畅发明至是粗备，或于圣代阙文小有补云。宝庆丙戌七月既望，吴郡卫湜正叔叙。